还记得“海南岛”和“吐鲁番”吗？1990年春晚，当超生游击队长黄宏搀着大腹便便的宋丹丹走上舞台时，也把一个成见烙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上：农村人太爱生娃了，背井离乡、倾家荡产也要生娃！中国人口多，都是农村人爱生娃造成的！

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人口大数据怎么说。

意外的真相

2012年，记者在山西翼城做调查时确实感到意外。按照政策，只要满足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要求，这里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竟然有不少人主动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翼城县唐兴镇南寿城村村民马增霞是个典型的例子。放弃生育二孩的大多数头胎是个男孩，马增霞生的却是女儿。2004年马增霞夫妻就领了独生子女证，女儿11岁时，他们主动退了二胎指标，按当地政策，领到了5000元奖金。

也许你会说，这可能只是一个特例。来看看数据：2000～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

城乡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趋同现象。根据当时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已经非常接近。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0.46。

中国农村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急剧萎缩也印证了农村的低生育率。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0～2010年这10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从55万所减少一半多到26万所，而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22.9%到2010年的1.58亿。尽管这种减少可以部分归因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农村的低生育率是根本原因之一。

谈到流动人口，不得不提的是，在关于“农村人爱生娃”的成见中，最突出的就是针对流动人口。无论是黄宏和宋丹丹塑造的超生游击队形象，还是城市人眼里的“小摊小贩孩子多”，说的都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也一直被认为是难中之难。

但真相再次让人意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发展中心学者陈卫和吴丽丽合作的《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在328445名15~49岁育龄妇女中，城市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本地人口为1.28，城市本地人口为1.01。

双重挤压

32岁的山东寿光妇女张秀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车司机，她卖菜。张秀有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3岁。丈夫偶尔流露出想要个儿子的念头，立刻就会遭到她的数落。

“要两个都是多的！再要一个，我想都没想过！处处都要花钱，再生一个，他能养活我们娘几个？再说，我能活几辈子？可别给自己找罪受了！”张秀说。

张秀的心态在全国2亿多流动人口中非常普遍。这背后是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观的巨大变化，根源则是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的双重挤压。

根据历年来多家研究机构所做的生育意愿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出现显著下降。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此后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虽然仍高于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生育意愿长期在2以上，但实际生育率最近10年介于1.05和1.45之间。

生育意愿错觉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仅从直观上很容易高估生育率，而对农村人能生孩子的错觉又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生育率的认知。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可能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他们的直观感受不符。

他举例说，如果一半人生一个孩子，一半人生三个孩子，那么所有孩子里面，独生子女只占25%，而75%来自三孩家庭，给人感觉是人口会膨胀，但实际上生育率只有2；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有1/8的不孕不育，生育率才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代人萎缩20%。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但主管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大量瞒报现象。这背后也存在着片面高估生育率的错觉。

正是因为“农村人爱生娃”的成见，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常常可以听到很多担忧：万一放开生育政策，引起很大反弹怎么办？就算是城市人现在不愿意多生了，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还是很强的呀。

从农村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来看，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提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农村相对于城市较高的生育率对整体生育率的贡献会越来越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村人口的占比在2010年为50.32%，到2014年底就降到了45.23%。

另一方面，本来就相对城市宽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以及农村整体生育意愿的下降使得生育政策改变的边际收益变小。